——记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的诞生

作者：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创始人 严晓蒸（先生）

        最近总有人请我介绍一下基金会的历史，每每提到此事，不由得勾起了许多往事与回忆，可以说是峰回路转，充满了艰辛与曲折，惊喜与甜蜜。基金会的成立，几经波折，饱经风霜，为它的成立，我是呕心沥血，忍辱负重，克服来自内、外界的多重阻力与压力，克服了来自多方面的声音与阻挠，终于迎来了基金会的诞生。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回忆。

      1994年初，当时我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咨询服务部工作，在一次会议上领导传达中共中央精神，希望民主党派中央要联系一个或几个政府部门，加强对口联系与合作，支持与加强同政府的协作，更好地共同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中国农工民主党主要是由医药卫生界领域的人士组成，我们重点合作对象是当年的卫生部（今改称国家卫健委），当时的联系工作由我来负责，卫生部指定的关联部门是医政司。在我和医政司副司长陶意传、农村处处长王书城交谈时，转达了中共中央的精神，同时也转达了农工民主党希望加强与卫生部的联系与合作，卫生部表示欢迎并要与部领导汇报。几天后，大约是1994年3月5日受邀，我再次来到卫生部的医政司，陶意传副司长向我转达了卫生部领导的意见，建议由农工民主党来成立一个基金会，名字就叫做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希望即将成立的基金会能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那样，充分调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我国的农村卫生工作。陶司长还特别强调，这是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的建议，她还向我介绍，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是世界卫生组织向每个国家发出的呼吁，所谓初级卫生保健是最基本的、人人都应当享有的，人民群众和政府都能负担得起的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最基本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当初基金会为什么起“初级卫生保健”这个名称呢？当年我国正在与国际接轨，用世界通用的语言英语Primary 翻译（音译）过来就是基本的、初级的......这正巧符合我国当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因此有关人员就把它翻译成初级卫生保健，而实质应当是基本的卫生保健。得到这个建议，我马上奔赴当时正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农工民主党领导下榻的酒店，我先找到了原天津市副市长，主管咨询服务部的副主席，汇报了卫生部的建议，他不同意，表示办基金会要慎重，民主党派没有办基金会的先例，并且还提醒我说：基金会的性质属于非银行金融管理机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不能涉足金融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对此说法我有着不同的理解。我的态度很坚决，坚持一定要办，况且，由农工民主党筹办基金会这件事情是卫生部陈敏章部长提议并取好了名字。后来我又去找到了方老，他是常务副主席，方老说你的主管领导不同意，我也不太好办。但他建议我直接去向卢老汇报。于是我又找到了时任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卢嘉锡同志，直接向他做了具体汇报，卢老不但非常支持这个提议，还认为这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还可以把我们农工民主党为社会、为人民做贡献的优势发挥出来，并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第二天，卢老利用政协会议休息的间隙，召开了农工民主党主席办公会议，并专门针对卫生部给予的建议做了主题研讨，会上我先做汇报说明，然后，我请卢老最先发言，我想如果他表明态度与立场，其他副主席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只能保留了。卢老发言表示支持，但下面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最后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采纳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农工民主党中央创建“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的决定。并责成由我来负责中国卫生初级保健基金会的筹建工作。这就明确了基金会的申请主办单位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第一关就这么磕磕绊绊地过了，我和我的领导也因此事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对筹办基金会这件事，少数领导持保留意见，主要原因是认为基金会属非银行金融机构与我们不对口，基金会别的党派也都没有办过的先例，我们不要出这样的“风头”。为了事业，我顾不上这些“舍本逐末”的事情，顶着压力按主席会的决定做。我拟文报送卫生部，因为基金会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部门，凡与卫生有关的业务主管部门都归口于卫生部，业务主管部门是否同意，这是又一道重要的关口。前面讲过成立“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是陈敏章部长的建议，卫生部很快复文表示“同意”，并对农工民主党中央创办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寄予很高的希望，他们认为这也充分地体现出了民主党派的一片赤子之心。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二关。

       当年基金会还属于非银行金融管理机构，申办基金会必须经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审批。              

       在与银行预约好之后，带着文件我与我们咨询部的耿处长一起来到中国人民银行，在传达室打电话给非银行机构管理司，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讲：“现在全国范围正在整顿社团，重点是整顿基金会，根据中央的精神，现在停止审批，你们回去吧。”没见到银行的人。后来，我又多次打电话和人民银行联系，向他们反复讲述成立基金会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成立基金会是支持中国政府实现向世界卫生组织的承诺，即在2000年要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时间非常的紧迫。经过多次电话交流，才约到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司的领导见面。

       那是3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搭乘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务副主席的专车到人民银行，本想这样进门方便点儿，谁知进入人民银行必须通过门卫告知有关司局，他们派人下来接才能进入。我们的耿处长通过门卫给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司通电话，回复说领导正在开会，要等一下。那天天气非常寒冷，刮着风，银行的传达室正在装修，我们只得站在门外等。真是冻得站立不安，耿处长再一次打电话督促，回答是我们马上下来接，我们只好站在寒风中耐心地等待。又过了一会儿，我们常务副主席的司机过来问我，“事情办完啦？我们回去吧。”我无奈地说“还没进大楼那！”司机说：“我到政协给主席把工资都取回来了，你们还没进大门，太不像话了！”我的同事也急了，又一次打电话，严肃地说“我们严部长也是司局级干部，事先又是约定好的，让他等这么长时间是不是不太合适！”对方才表示歉意。一会儿，下来一位女同志，把我们带进银行大楼，走进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司，来接待我们的不是司长，也不是副司长，更不是处长，而是一位普通干部。他说：“司领导、处长都没空。”我当时不仅因对接领导身份不对等，产生了能否有效的交谈而产生疑虑，还因为他们对此事敷衍的态度而生气。但为了推进工作，还是客气地问：“本来是约好的见你们司领导，怎么来了领导都不在？”接待的同志一再表示歉意。我们在门口苦苦等了35分钟，就是这样的结果。怎么办？

      为了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事业，我还是强压着心中的怒气，递上农工民主党申办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的申请材料。这位干部一看，说：“怎么你们也申请成立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卫生部三年前就申请了，我们一直都没有批。”我说，这个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他让我们等一下，折返回来后拿出了卫生部的申请文件给我看，的确是1990年申请的。但我还是向他谈了现在申报基金会的背景，他说“如果你们要申请筹建这个基金会，首先要做的是让卫生部撤销掉原来的申请。”当时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难以用语言来表述。于是，我还是回到卫生部，请他们撤销原来申请的文件。卫生部很快发文撤销了原来的申报文件。随后我又来到人民银行，同时交上农工民主党的申办文件和卫生部撤销申请的批复文件。人民银行的同志看后将文件收起说：“你们先回去吧，可能要等上比较长的时间。”我问：“要等多长时间？”“那可不一定，可能半年，一年，你们看到了，卫生部报了三年多还没批吗？总之，要等到基金会整顿工作结束。”看来申请办基金会真的是太难了！这第三关还是不容易通过去。后来，我坚持着多次跑到人民银行催办这件事，慢慢地也就和人民银行的同志混得比较熟悉了，他们看我的岁数这么大，对工作还如此地执着，有些感动吧。他们侧面告诉我：“你们要办基金会除非找国家最高领导亲自批，否则，是办理不了的。顺便问一下注册资本金你们准备好了吗？”我问需要多少？他们说至少需要200万元，没有200万元同样是不能注册的。我讲国务院公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写的注册资本金是10万元呀？他们回答说那是前几年的。我又讲基金会管理条例上规定的怎么能说变就变呢？他又回答说这是我们内部掌握的。

       200万元从哪里来？我请示领导，领导说只有你想办法了。后来我建议在农工民主党内部动员大家捐款。经过半年的努力才筹集到50万元的捐款。这样我不得不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我的好朋友，农工民主党的一位民营企业家邱影新，因我对他的工作曾经给予过支持，所以他讲：只要是你严部长的事，我全力支持！我把筹办基金会的情况向他详细介绍后，请他捐款150万元，没二话他立刻同意了。但是要有一个条件：等基金会申办下来，有了钱后，要把这150万元存放在他那里，他来支付利息。我把此事汇报给有关领导，大家对此事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中有人认为这个条件不能接受。为此，我再次找到卢主席，只好将此事提到主席会上讨论，不出所料，在主席会上大家争论声一片，有的领导不同意，认为这是带有附加条件的捐款不能接受，一时间互相争执不下。最后主席会不得不又一次通过举手表决。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如果这次通不过，在我们党内申办基金会的希望就非常非常渺茫了。好在表决结果以微弱的多票通过，我的心才落下，接受了邱影新董事长代表前进集团的捐赠。并决定由农工党负责咨询服务工作的姚峻副主席与邱影新董事长互签捐助协议。这样200万元注册资本金，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总算筹集到了。又过了注册资金这一大关，这是第三关。

       当时要办基金会一定要有最高领导的亲自批示。我向卢老汇报了事情的情况和进展后，卢老讲：有一次在上海他见到江总书记，总书记亲切地对他说，卢老你是知名的科学家，德高望重......，今后你有什么事情或遇到什么困难可直接写材料给我，不超过24小时我就给你批啦。我对卢老说这次先不麻烦江总书记，您可否先给主管卫生口的国务委员彭佩云写封信？卢老让我起草个文件，他来签字。就这样卢老先给彭佩云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能给予批示支持我们成立基金会。彭佩云同志很快批复了意见，我带着批示又找到了人民银行。但他们仍然不同意，说需要分管财政金融的朱镕基副总理审批才行的通。于是，我又拟文请卢老签字后报朱镕基同志，经过“一些工作”，朱镕基副总理作了批示，又回转到人民银行。人民银行经过研究后，于1996年6月6日正式批文，同意成立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其中第二条为：“同意严晓蒸为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如有变更，需报我行进行资格审查”。下的文件为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6）174号。银行让我们持此批复，到民政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过了这艰难的第四大关口。

      我非常高兴，拿着中国人民银行的批件到民政部，满以为这下终于可以登记注册了。可到了民政部，他们讲：“银行的批复只是他们的意见，能否登记注册归我们管，现在全国性的社团都停办，你们申办的基金会我们不能批”。又是一盆冷水浇来。我执着地先后多次跑到民政部，找各级相关领导汇报，还是没有结果。1996年7月份，我向卢老汇报基金会筹备的情况，各方面都基本就绪，只欠东风啦（特指民政部的审批），还得请您出面给江总书记写信，因为民政部的同志讲：最高领导不亲自批，基金会是办不成的！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卢老听后非常支持，马上让我又替他草拟了一封信件，他签了字并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到中共中央办公厅。10天后，中办回信，对农工民主党筹办基金会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中央已经明确停办基金会，你的来信不便转给江总书记，需等待。这犹如给申办基金会判了死刑，之前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收到此信，农工民主党内部对筹办基金会有了动摇，主管我的领导对我讲，中办的意见很明确，基金会不要办了。我执拗地说道：此事全党都知道并捐了款，卫生部对我们又寄予厚望，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说不办就不办了怎么向他们交待？！况且，筹集来的那200万元又该怎样处置？他说200万元我们每年捐出去20万元办点事就行了。我坚决不同意。他又说中办已经把事情讲得很明白了，咱宁可不办也别犯错误。他多次在主席办公会上提出停办基金会。这不仅对我个人在思想上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对筹办基金会是个不小的阻挠。

       我仍然不甘心，因为卢老写的这封信一天没有送到江总书记手中，我的努力就没有到达最后一步。我想：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如果江总书记看到一定会支持的！记得那是1996年9月11日，我到卢老家，见到书桌上有一封中共中央给卢老的信，邀请卢老参加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与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的协商会，时间是1996年9月13日下午。天赐良机！我问卢老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直接把信交给江总书记？卢老说这样的事我可没办过。经过我一番说服，他同意我去征求农工民主党几位驻会副主席的意见。说实在的，这对我是个巨大的考验，我终于鼓足勇气，下定决心，能否成功在此一举！于是，我找到各位驻会的副主席，他们多数不同意，总认为党派申办基金会没有先例；二是因为中央办公厅一个多月前已经回文拒绝了此事，坚持做下去会不会得罪中办？经过我再三的说服，领导还是不明确表态，有的说你去问问卢老的秘书，听听他的意见。我找到卢老的秘书，把情况向他详细讲述解释说明后，他讲可以办。我马上转告各位副主席，他们还是犹豫着不表态，他们又说你去找卢老请他定。筹建基金会这件事，我把它真真正正地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克服重重阻碍。此时我已经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我恒下一条心，退一步讲假如基金会申办不成，我就辞职回家！因此我说了个善意的谎言告诉卢老，我向各位副主席都汇报过了，他们没有提出什么有见地的意见。卢老说那好，你帮我写封信。我连夜拟文，9月12日把给江总书记的信交给卢老，请卢老签了名，并弄了个大信封，上面写：“呈江总书记”；署名处我又写：“卢嘉锡”三个大字，交给了卢老。卢老打趣地对我说，明天我要是忘带了怎么办呀？我说您千万千万别忘了，否则一切努力都全白费了。卢老说那你让我的警卫带上。我拜托了卢老的警卫，并特别交代一定提醒卢老将信亲自交给江总书记。警卫说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办好。卢老因为脚不好，他的警卫被特批允许一直陪着卢老。据卢老警卫讲，9月13日下午三点开会，卢老两点半就来到会场，在警卫员的提醒下，卢老让他将信放到江总书记座牌前的桌子上。

       真是天意，这一天，江总书记提前5分钟来到会场，他看到了桌子上的大信封，信封上写着“卢嘉锡”三个字，随即他看向卢老并冲着卢老点点头，然后卢老也向总书记点点头。江总书记取出信，看完后立即做了批示。这时，国家领导人都已经到达了会场，总书记马上把信交给李鹏总理，李鹏总理拿起笔很快做了批示，然后又把这封信转给了朱镕基副总理，朱镕基副总理在信上也做了批示。会后，卢老的警卫把这一喜讯告诉我，说我见到三位最高领导都批示了。我高兴极了，国家最高领导总算批了，但批示上写了些什么？我心里还在打鼓。9月17日，国务院秘书局郭局长来电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严部长你几年的追求就要实现了！三位最高领导都批了，我急忙问怎么批的？他说江总书记的批示是：请李鹏同志商民政部，认真研究解决。李鹏总理的批示是:请民政部按特审解决。朱镕基副总理划了圈。三位最高领导批示的时间都是6月13日。经我再三的请求，郭局长才把这份信件传真给了我。我一看这是一份难得的珍贵文件！首先它决定了基金会的命运，有了它基金会的申办才有了可能，否则，就不会有我们这个基金会！第二这是我国最高三位领导人亲自批示的文件，而且是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候批示的文件，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罕见的、非常珍贵的，大概是独一无二具有收藏意义的批文。第三，江办、李办、朱办盖的长方章的日期都在首长批示日期之后，这又是一份非常特殊的批件！在过了许多年的今天看来，这是一份厚重的承载着历史价值的具有非凡意义的文件。郭局长很快把这份文件转到了民政部，民政部的部长批示“速办”，并很快起草了文件上报国务院。

       我是每隔几天就给郭局长打一个电话，询问文件批转的情况。郭局长真是个难得的好干部！对此事他是不厌其烦地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完全当作他自己的事情用心去办。有一天郭局长来电话说：严部长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最近召开的国务院秘书长办公会，有一项新的规定，今后凡是带有“中国”“中华”字头的社团，包括基金会都需要总理办公会集体审批。我一听，心里又猛地冷了半截，总理办公会研究的都是大事情，批一个基金会是很难列入总理办公会议程的，更何况又赶上中央有规定基金会一个都不批，要是这样，基金会的审批就又没有时日了。为此，我还是找到秘书局郭局长，求他去找分管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汇报一下我们申报基金会的特殊历史情况。三位最高领导的批示和民政部的报告都发生在办公会的规定之前，过去也有这样的精神，就是规定之前的事按规定之前的办法办。最高领导批准成立我们这个基金会是个特例，可不可以特事特办？郭局长经过再三的努力，最后各位领导也都同意我们申报的基金会还是按规定之前的办法审批。这又是一个插曲。此后又经过两个多月的周折与努力，国务院领导终于批准了民政部的报告并及时转回到民政部，他们很快拟文批准我们成立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并让我于1996年12月31日到民政部领取到了12月30日批准成立的社团登记证书。

       在我国三位最高领导批示后，又经过三个多月的不懈努力，终于度过了这最艰难的第五关，于1996年的最后一天拿到了基金会的登记证书！我是第一任法人代表，基金会的秘书长，基金会的成立为农工党更好地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为贫困的老百姓服务，更好地为参政议政服务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它让我能为广大贫困百姓办些实事，施展自己的才能搭建了一个平台，它也让我彻底改变了所学专业，转向为我国的健康事业去做出毕生的贡献。

       1996年12月30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诞生了，它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里程碑的日子。

      创办基金会前后经历了近两年多的时间，在卢老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前前后后经历了20几位领导，我没有请任何一位领导吃过一顿饭，送过一份礼，这在当今社会是难以理解的。这完全凭借的是对事业的执着、忠心和忘我地坚持。几经周折，峰回路转，多次发生戏剧性变化，最后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自签批，我们终于创办基金会成功。基金会成功的申办过程体现出了中央领导的关怀，凝聚着卢老的心血，像郭局长这样的多位好领导的理解与支持，是我坚持不懈奋斗的源泉与动力，有了这些正能量的因，初创的艰难与困苦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得出的必将是成功之果。这也预示着这项伟大事业的将来会更加灿烂与光明。这个面向基层、利国利民的事业，必然会更加的辉煌与美好！各界纷纷对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给予了肯定，原统战部部长刘延东的讲话：农工党创办基金会是开辟了民主党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思想、新路径;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的讲话：农工党创办基金会是办了我们卫生部多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基金会创办成功，定会为我国的初级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卢嘉锡主席则号召我们全党要把基金会当成我们党内的一件大事来抓。申请筹办基金会一直到今天，我是在一无钱，二无权，三无影响的情况下，直至2005年，经过八年多的努力奋斗，将它培育起来，并渐渐地成为在中国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基金会。经历了这么多，得到了领导及社会的肯定，回忆起来，我感到很自豪也很欣慰！

2005年10月